- 杨飞虎;晏朝飞;
利用2003~2015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固定效应的面板门限模型研究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就业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在全国层面,中国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就业增长存在显著的双重门限效应,当人均公共基础设施存量未达到第一门限值0.813万元/人时,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就业增长为显著的负向效应;当人均公共基础设施存量跨过第一门限值0.813万元/人时,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就业增长产生显著的正向效应;当积累至第二门限值3.965万元/人时,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就业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下降,呈现明显的收敛效应。在区域层面,东、中、西部地区也均存在双重门限效应,其中东、中部地区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就业增长也均呈现出负向、正向与收敛效应;西部地区在跨越第二门限值后才产生显著的正向效应,尚未表现出收敛效应。最后根据二者间的非线性双重结构变化关系,提出政策建议。
2018年07期 v.34;No.195 23-3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75K] [下载次数:493 ] |[引用频次:6 ] |[阅读次数:30 ] - 程鹏;陈筱云;林浩;甘家武;
选取2006~201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并测度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市场分割指数,对二者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中国目前推进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有利于降低市场分割程度,但同时存在政策效果的滞后性。在安排政府公共支出时,不仅要注重推动资本积累,更要注重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促进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以降低市场分割程度。
2018年07期 v.34;No.195 35-4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486K] [下载次数:340 ] |[引用频次:1 ] |[阅读次数:53 ] - 刘胜;
基于集聚经济与可达性视角,探讨多中心城市空间结构对FDI行业间外溢的影响机理,在匹配城市夜间灯光和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基础上,研究多中心城市空间结构对FDI行业间外溢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总体上多中心城市空间结构对FDI行业间外溢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多中心城市空间结构对FDI后向外溢的作用要比FDI前向外溢更为明显。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基础设施条件较好、城市规模较大、邻近大城市的区位及技术密集度高的行业,这一外溢作用更为明显。同时还发现,多中心城市空间结构可通过作用于城市集聚经济和供需双侧可达性来影响FDI行业间外溢效应。这对从空间优化视角加强产业链上下游融合互动、促进外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2018年07期 v.34;No.195 47-5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473K] [下载次数:253 ] |[引用频次:2 ] |[阅读次数:23 ]
- 于连超;张卫国;毕茜;
征收环境税,使得企业承担更多的环境成本,是否具有创新效应以实现降低环境成本和生产成本的个体福利和减少排放的社会福利?以2012~2015年中国沪深A股的工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环境税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投入,即环境税是否具有创新红利。研究发现:环境税有效地提高企业创新投入但存在门槛效应,即当环境税小于门槛值17.250时,环境税并不能有效地提高企业创新投入;当环境税达到门槛值17.250后,环境税才能够显著地提高企业创新投入。同时,中国目前约90%工业上市公司未达到门槛值17.250。因此,采用环境保护费改税,稳步提高环境税税率等方式提高环境税税负,有助于增强中国创新能力和减排的社会福利。
2018年07期 v.34;No.195 78-9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485K] [下载次数:877 ] |[引用频次:9 ] |[阅读次数:42 ] - 谢舜;王天维;
公共需求是影响地方公共品供给的根本因素,主要表现在公众通过公共需求偏好表达对地方公共支出结构的影响上。基于2003~2016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似不相关回归分析方法,实证检验了公众需求偏好表达对地方公共支出结构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是否因不同的表达方式存在差异。研究发现,"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降低了维持性支出和民生性支出比重,增加了生产性支出比重;呼吁机制具有增进维持性支出和民生性支出,降低生产性支出的效果。"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两种方式与呼吁机制的作用方向正好相反,民生支出项目的偏好同质性越高,呼吁机制的正向影响效应越明显。表明公众需求偏好表达会对地方公共支出结构产生影响,但不同表达方式之间的效果存在冲突,有必要进一步改革公共需求偏好表达机制,促进公共品供需均衡。
2018年07期 v.34;No.195 91-10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499K] [下载次数:468 ] |[引用频次:5 ] |[阅读次数:98 ] - 胡胜强;龚会莲;
中间人介入腐败交易推动了腐败规模的扩张和腐败交易的集中,扭曲了公共资源的公平分配,造成更大社会不公。作为媒介腐败交易的中间人,其凭借在相关信息和知识上的技术优势以及嵌入特定社会网络的地位优势,纾解腐败交易前的交易伙伴的搜寻与匹配问题;促进腐败交易中的交易价格的达成,并为支付安全提供担保;隔离腐败交易后的长期法律和社会风险。在对腐败交易中的中间人功能机理的微观诠释基础上,将其区分为基于技术优势的腐败中间人和基于地位优势的腐败中间人,并针对前者提出三种具体的宏观治理思路。
2018年07期 v.34;No.195 105-11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449K] [下载次数:133 ] |[引用频次:1 ] |[阅读次数:28 ]